解決校外培訓機構“退費難” 一紙合約夠嗎

  為規范校外培訓機構服務行為,推動化解校外培訓收退費糾紛,近日,教育部和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印發《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服務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簡稱《培訓合同》)。

  校外培訓機構“退費難”“維權難”問題由來已久,一些校外培訓機構違規收費、卷錢“跑路”等現象屢屢被報道。而這與該行業“預付費”的消費模式不無關系。

  對此,國務院辦公廳于2018年8月印發的《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中明確規定,培訓機構在收費時段與教學安排應協調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但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觀察,仍有培訓機構打“擦邊球”,違規收費,比如把一年的培訓費用分為4份合同,每份合同收取不超過3個月的費用;還有的學員家長則在培訓機構打折優惠的蠱惑下,配合培訓機構的違規操作。

  “合同不規范、培訓機構與培訓者的權利義務不清晰,以及培訓機構單方面提出‘霸王條款’,并利用家長維權意識不強的特點,引誘家長簽訂違反有關國家規范培訓機構規定的合同的情況普遍存在。”在熊丙奇看來,這是導致培訓者與培訓機構糾紛不斷的重要原因,而當培訓者想依據合同維權時,才發現合同本身有漏洞或機構設置的“陷阱”,于是“維權難”。

  熊丙奇認為,《培訓合同》的印發可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據悉,在此之前,廣東省、浙江省寧波市等地已嘗試制定合同范本,來規范培訓方式、培訓收費等。而此次兩部門印發的《培訓合同》是該行業首個全國性示范文本,共十一條,充分考慮了中小學生在參加校外培訓過程中,各環節必須明確的當事人雙方責、權、利關系,涵蓋了培訓項目、培訓要求、爭議處理等內容,尤其對培訓收退費及違約責任作出了詳細規定。

  “作為市場主體,培訓機構與家長之間的糾紛,最終仍然需要以合同為依據的合法渠道解決,合同就成了確保各方權益的重要依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深化法治是規范校外培訓的有效方略,而《培訓合同》是朝著深化法治方向進行的探索,對于規范培訓服務行為,保障雙方合法權益,促進培訓市場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上海市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董圣足認為,從家長或學生的角度來看,這次《培訓合同》的制定及發布,對處于交易優勢地位的培訓機構權利加以了適當規范,有利于防止部分培訓機構利用格式合同免除自身責任、加重學員責任、排除學員主要權利、損害學員合法權益等情況發生。同時這對培訓機構的合法權益也是一種有力保護。當發生糾紛時,培訓機構可以以合同約定為依據,依法處置相關爭議事項,從而有效抵御一些非理性過度維權行為可能會給自身利益帶來的損害。

  “由于推行示范文本是一種柔性的行政指導行為,監管者站在中立的立場上,推行一份既沒有不利于合同雙方、也沒有不利于第三方的合同,以供簽訂合同的主體參照適用,這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對奸者抑制、對愚者提點、對互相勾結利己損人者事先規制’的政策目標,體現了政府職能轉變的一種新導向。”在董圣足看來,示范文本的印發較為謹慎、恰切地處理了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邊界問題,展示了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服務政府的姿態。

  儲朝暉也認為,近年來,依法治教、校內外統籌的改革策略越來越清晰和堅定。此次政府部門給培訓機構制定示范文本,又在深化法治方面邁出了堅實一步,今后還要堅持系統治理的既定路徑,繼續深入推進教育均衡發展,深化對教育評價體制機制的改革,減少對考分的依賴程度才能讓家長減少對培訓過度功利的期待,才能減少培訓機構培訓內容越界;引導培訓機構在內的各類市場經營主體合規經營,在整體上形成更加完善的法治化市場體系,才能創設一個各類主體有恒心的自律環境。

  但這個過程中,儲朝暉表示,不能僅有行政部門的行動,更需要相關當事人積極參與,多方同時推進才可能更好發揮示范文本的期待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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